臺灣義勇隊少年團（資料圖片）

　　覆巢無完卵，唇亡齒必寒。臺灣與福建隔海相望，人同祖、血同緣，同呼吸、共命運。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后，全民族抗戰爆發，福建沿海尤其是廈門、漳州、泉州等地成為臺灣同胞支援抗日的基地，八閩大地上也留下了許多臺灣抗日志士的足跡。

　　面對民族的生死存亡，閩臺同胞共赴國難、浴血奮戰，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一曲曲驚天地、泣鬼神的海峽壯歌。

臺灣義勇隊：八閩大地的抗日勁旅

　　抗戰時期，福建是臺胞參與大陸抗戰最活躍的省份之一。其中，最著名的是臺胞李友邦將軍領導的臺灣義勇隊。

　　李友邦，1906年出生于臺北，祖籍福建同安。1918年考入臺北師范學校，其間加入蔣渭水領導的“臺灣文化協會”，積極參加反日活動。1924年3月，因遭到日本殖民當局通緝，他連夜逃離臺灣來到大陸，同年9月考入黃埔軍校第二期。他秉持的革命理念是“欲救臺灣，必先救祖國”，提出了“保衛祖國，收復臺灣”的口號。

　　1938年11月，長期從事抗日活動的李友邦從浙江來到福建崇安縣（今武夷山市）。彼時，福建省政府將留閩臺胞集中安置在閩北崇安縣，總人數達400多人。此行，李友邦專程前來動員和招募在崇安的臺胞參加義勇隊，得到了臺胞的熱烈響應。

　　“我們是抗日的義勇軍，是臺灣民族解放的先鋒隊。要把日寇驅出祖國，要把他在臺灣的鐐鎖打碎。為正義抗戰，保衛祖國，解放臺灣，把日本帝國主義整個摧毀，整個摧毀……”1939年2月，首批數十名臺胞赴浙江金華，在酒坊巷18號成立了臺灣義勇隊，其中6個孩子又組成了臺灣義勇隊少年團。李友邦任隊長兼少年團團長，他們還編寫了義勇隊隊歌，歌詞慷慨激昂、令人振奮。

　　臺灣義勇隊成立后，有計劃地開展抗日救亡活動。“臺灣義勇隊是一個革命的大家庭。青壯年成為義勇隊隊員，年少的成為少年團團員，老人婦孺則成為生產隊隊員。”福建省革命歷史紀念館研究員吳明剛介紹，根據不同年齡、不同特長，臺灣義勇隊的抗戰任務主要包括對敵工作、醫療救護、生產報國、巡回宣傳四個方面。

　　在對敵工作方面，許多臺胞發揮精通日語的優勢，翻譯日軍文件，審訊并教育俘虜，深入敵偽組織獲取情報，教戰士日語口號等，這是義勇隊最為直接的抗日戰斗；在醫療服務方面，由于臺胞中從醫者眾多，1939年9月他們率先在浙江金華成立第一家臺灣醫院，隨后又在浙江衢州、浙江蘭溪、福建建陽相繼成立了三家醫院，軍人、出征人員家屬及貧苦民眾就醫一律免費，這是義勇隊最具成效的工作；在生產工作方面，主要是制造軍工所需的樟腦、樟腦油和醫療藥品；在抗日宣傳方面，主要由少年團用話劇、歌舞等方式激發前線將士的士氣與后方民眾抗戰的熱情。

　　臺灣義勇隊源起于福建閩北，成立于浙江金華，主要活動在八閩大地，共歷時整整7年。

　　1942年的浙贛會戰后，臺灣義勇隊總部撤出浙江遷往龍巖，隊伍發展到380多人，分赴漳州、廈門、泉州等地開展抗日活動。在軍事上，他們有過3次壯舉：1942年6月17日，臺灣義勇隊在廈門對日軍總部“興亞院”發動武裝突擊；6月30日，臺灣義勇隊在廈門虎頭山炸了日軍的海軍油庫；7月1日，在廈門偽“廈門特別市政府”成立3周年的慶祝會場上，又投擲數十枚手榴彈，當場炸死日偽軍數十名，給日偽軍的心理造成極大震撼。

　　此外，臺灣義勇隊連續出版了《臺灣先鋒》《臺灣革命叢書》等刊物，后期還創辦了《臺灣青年》報，這些刊物大量報道、宣傳臺灣義勇隊與少年團的抗日活動。當時，前線部隊里流行著這樣一句話，那就是：“臺灣人都參加抗戰了，我們還不該更努力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李友邦十分振奮。他對隊員們說：“我們為了不當亡國奴而在大陸度過了一二十年的流浪生活，飽嘗了人生的甜酸苦辣而幸存下來，今天我們可以作為一個愛國的臺灣同胞，堂堂正正地回家鄉去見父老兄弟了。”

　　同年9月，義勇隊奉命離開龍巖，途經與臺灣一水之隔的廈門，李友邦在南普陀寺后山摩崖上刻下了“復疆”兩個大字。李友邦之子李力群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這不僅銘刻著一段歷史，也是父親將“光復臺灣、回歸祖國”作為畢生心愿的見證。

　　臺灣義勇隊是抗戰時期由臺灣同胞組成，直接參加祖國抗戰的數量最多、影響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支抗日隊伍。他們以堅定的信念和無畏的勇氣，為抗戰勝利貢獻了重要力量。

在閩愛國臺胞：血脈相連的家國情懷

　　在抗日戰爭的烽火歲月里，臺灣身陷日本殖民統治的桎梏。1895年，戰敗的清政府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將臺灣、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卻無法割斷臺胞對祖國的思念。

　　除了臺灣義勇隊這樣的集體力量，島內還有眾多愛國志士義無反顧地跨海而來、扎根八閩大地，發起成立了各種抗日團體，與福建人民一道抗日救國、共御外侮。

　　1937年8月，宋重光、游新民、葉永隆等40多位留廈的臺灣青年首先組織起來，成立了“抗日復土總同盟”，以“驅逐日寇，收復臺灣”為宗旨，提出“站在祖國抗日聯合陣線一邊，收復失地，爭取自由”的口號，聯絡在大陸的臺灣同胞參加抗日斗爭。這是抗戰時期在大陸的臺胞組成的第一個抗日團體。

　　在他們的影響下，一個個在閩臺胞抗日團隊相繼成立。1937年9月，居住在晉江石獅的臺胞周燕福等9人組建“石獅臺胞抗日復土同盟會”，與廈門“抗日復土總同盟”聯合起來，共同開展抗日復土運動。1939年，在廈門的臺胞又成立“臺灣革命青年大同盟”，并配合“廈鼓中華青年復土血魂團”在廈門散發抗日傳單，號召在廈門的臺灣人開展抗日斗爭。

　　此外，“臺灣革命同盟會南方執行部”等著名臺灣抗日組織，也都以福建為基地，組織臺灣民眾，在福建各界的大力支持下，開展抗日復臺活動。

　　回國參戰之路雖然兇險，但大批臺灣青年還是奮不顧身，毅然作出抉擇。

　　曾任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第二屆理事會主席的蔡嘯還在臺灣上學時，就體會到“二等公民”的悲慘，這促使他早早下定了離開臺灣回到祖國的決心。1934年，蔡嘯來到廈門參軍抗日。得知新四軍第二支隊成立的訊息，他馬上趕到龍巖白沙，經新四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子恢批準參軍，由此開始了他長達半世紀之久的戎馬生涯。

　　臺灣著名文學家許地山，在1895年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踏上臺灣時，由不愿做亡國奴的父親領著回到了大陸，落籍福建漳州。19歲那年，許地山到福建省立第二師范任教，時常講述臺灣人民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苦不堪言的現狀，向學生傳播抗日愛國思想。1938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周恩來任名譽理事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許地山擔任理事，利用一切機會宣傳、激勵兩岸同胞的抗日愛國熱情。

　　翁澤生是臺灣共產黨的主要負責人之一，1933年因從事抗日活動被日本警察逮捕，從大陸押回臺灣。日本殖民當局對他威逼利誘，他在法庭上慷慨陳詞：“我父親是福建同安人，母親是臺北人，你們可以判我刑，要我轉向是絕對不可能的。刑滿出獄后，我還要回祖國去，繼續參加革命!”飽受酷刑的他，于1939年壯烈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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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肉被燒了，脊梁依然挺起來。抗戰時期，在福州、廈門、泉州等地的400多名臺胞不顧日本人的威脅，紛紛申請恢復中國國籍，并捐資捐物、支持抗日。在民族大義面前，兩岸同胞展現出了同氣連枝的血肉深情。

文化抗戰斗士：激發斗志的中堅力量

　　三明永安市群山環抱的文龍村內，有一座近300年歷史的清代土堡建筑，正門一副對聯十分醒目：“光復臺灣，振興中華。”這里原為余氏家族古堡，名為“復興堡”。這座古樸的百年土堡，承載著閩臺同胞并肩抗戰的共同記憶。

　　1943年11月，中國國民黨直屬臺灣黨部遷到永安，20多位臺籍抗戰救亡人士在復興堡內開展了一系列抗日及光復臺灣的活動，他們通過出版刊物等方式，激勵兩岸民眾保家衛國、收復臺灣的斗志。

　　“駐地雖只有短短兩年，但接收臺灣的計劃大都在這里制定。”永安市博物館館長羅旌灌介紹，臺灣黨部編輯出版了《臺灣研究季刊》《臺灣問題參考資料》等刊物，旨在為光復臺灣做準備，“創辦于永安的《臺灣研究季刊》，創刊詞開宗明義，第一句就指出‘臺灣自始至終是中國的領土’，展現了大義所在、民心所向”。

　　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際，永安成為戰時福建的省會。從1938年5月至1945年10月，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一大批包括臺胞在內的進步人士云集永安，組成一支頗具規模的文化大軍。他們以筆墨為槍、以音符為刃，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活動。

　　“燕溪水，緩緩流，永安城外十分秋。月如鉤，鉤起心頭多少愁……”走進位于永安抗戰文化公園內的國立福建音樂專科學校校史館，一曲《永安之夜》讓人沉浸在烽火歲月里。

　　被譽為“臺灣交響樂之父”的蔡繼琨是國立福建音專的創辦者，他將音樂事業與抗日救亡運動緊密結合在一起，積極培養音樂人才、開展音樂創作，《永安之夜》《抗戰的旗影在飄》《保衛大福建》《血肉長城東海上》等一系列抗戰歌曲，不僅在人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成為歷史的見證。為抗戰籌集資金，師生們還前往閩、浙、贛、粵以及菲律賓等地進行巡回演出，為抗戰事業貢獻出了寶貴的青春力量。

　　如今，永安保留著36處涉臺文化遺址，《永臺關系史料匯編》一書也編校完成。這些珍貴的文獻資料和舊址遺存，已成為兩岸同胞共同抗日的歷史見證，成為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凝聚民族情感的重要載體。

　　歷史的長河奔流不息，卻從未沖刷掉這一曲曲海峽的壯歌，那是血脈相連的吶喊，是無數勇士跨越海峽的壯舉，這份記憶如滔滔海浪永遠奔流在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之中，永不磨滅。（福建日報記者 吳洪）

　　臺灣義勇隊在建陽和浙江金華、衢州開設醫院，為抗日軍民提供醫療服務。（資料圖片）

　　臺灣義勇隊附設醫院部分醫護人員合影。（資料圖片）

　　臺灣義勇隊少年團在表演《大刀進行曲》。（資料圖片）

　　永安復興堡曾是抗戰時期中國國民黨直屬臺灣黨部所在地。（資料圖片）

　　臺灣義勇隊隊長李友邦將軍在廈門南普陀刻下的抗日標語“復疆”（資料圖片）